范铭，原名房普明，山西省大宁县道教村人。他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的是“耕读传家”的教育，5岁开始上学，很小就参加劳动，17岁在太原友仁中学读书，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担任了学校“社联”“共青团”组织委员。

参加革命后，他立志要做共产党员的模范，于是把“房”姓改为了“范”姓，名字“铭”，意为铭记共产党员的使命。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用自己的行动完全践行了当初的誓言，真正做到了名副其实。

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当时18岁的范铭率领友仁中学学生纠察队冲击阎锡山当局操纵的“讨逆救国会”。1937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任中共中阳县工委书记；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领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后历任中阳县委书记、汾西县委书记、中共沿黄河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六地委宣传部部长，晋南工委党校教育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四川达县地委书记，二机部第四局副局长，一机部第四局副局长，三机部第四总局副局长，基本建设局局长，航空工业基本建设局局长，国家建委国防建设局局长；1979年，任北京市规划局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1982年12月离休；1983年9月享受北京市正市级待遇。

范铭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年轻时为追求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而参加革命，在几十年漫长的革命中，他兢兢业业奉献着，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范铭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1947年，晋西北土改中他反对康生、陈伯达的极左路线。“文革”中，因为国防建设局职工是陕西“武斗”的主力，范铭被中央派赴陕西掌控建工局，他为稳定局势，坚决反对和抵制“四人帮”在陕西的追随者，表现了极强的党性原则。

范铭是一个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他担任领导工作45年，一生50多次调动工作，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充分展现出共产党人廉洁自律的道德风范。

他的这种精神表现在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从下面这些小事就可看出。

1944年，他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工作，恰逢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他在晋西北兴县西吉村、沙元峁为群众担水、锄地、唱歌、讲故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当时规定，干部下乡要到农民家吃派饭。有一次，因为他一个上午帮一户人家锄了2 亩多地，中午吃饭时，这家女主人特意在他的碗里加了两个荷包蛋。他说：“应该一样，为什么给我吃偏饭？”那家女主人说：“按规矩，家里来了客人，应该照顾，你还给我们锄了那么一大块地。”他说：“好吧！按规定，我们也有供应。我应该给你一斤粮票，还有两角钱的菜钱，你都收下。”

1972年，他作为一位省部级干部，被下放到江西省国家建委“五七干校”。当时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不要组织给的特殊安排，而是每天和年轻同志们一起做最普通的农活，大家亲切地叫他“范老头”。那时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干校同志平时吃到的蔬菜比较少，他就和大家一起研究种植西红柿。但人们都说江西不能种植西红柿，范铭不相信。他反复研究江西的气象和土壤资料，得出江西可以种植西红柿的结论，并且承包8分地，从种植到田间管理，数月中全是一人来做，结果在当年7月份，他种植的西红柿竟然获得丰收。一个省部级的高级干部，不搞腐败，不搞特权，而是和普通同志一起从事艰苦的劳动，亲力亲为，留下了一段佳话。

没有一丁点私心杂念，一切行动都完全以党的利益为利益，以党的原则为原则，是范铭的真实写照。

房荣祥与范铭是同村同族的堂兄弟，也是同班同学并先后入党。后来范铭在外革命，房荣祥在家乡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地下工作。因为当时环境十分复杂险恶，房荣祥的入党档案不慎丢失。有人猜测说房荣祥可能是叛党了。新中国成立后，组织派人找范铭，让他证明房荣祥是否为共产党员，范铭实事求是地说：“他当时确实是共产党员，但后来是否叛党我不知道。”

房德明是范铭的同村堂弟，两人关系极为亲密。新中国成立后，房德明的一个儿子触犯法律被关押，当时范铭恰好回大宁住在县委招待所。房德明孙子去找堂房爷爷范铭，希望范铭帮助通融一下。范铭说：“州有州官，县有县衙。犯了法，国家有法律，法院会依法办案，找我干什么？”事后，范铭还专门对大宁县长说，刚才有人想在我这里走后门，走不通。

改革开放之初，大宁县想修建一座新的招待所，缺4 吨钢筋，当时大宁县却没有办法搞到，只好派一个和范铭有几十年交情的人去北京找范铭帮忙。找到范铭后，范铭说：“党中央三令五申不叫修楼堂馆所，小小的大宁县修什么招待所呀？回去回去，给县委说不要修了。”

范铭就是这样，他不但自己不搞腐败不搞特权，而且也不允许和自己有关的人哪怕是很重要的亲人，包括他一生热爱的家乡从他那里搞特权、走后门。他这么做，似乎十分不近人情，但恰恰在这不近人情的举动里，包含着他对党对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和无限大爱。

对于国家的困难，对于身边同志的困难，范铭则是十分慷慨。

他从1958年就骑自行车，不论公事私事在市内一律不动用国家配备的小轿车，还退掉了国家配备的沙发等高级家具。1965年，范铭已经是副部级干部了，国家分配住房时，按规定他在北京可以分到3套房子，尽管有3个儿子，他却认为有两套就足够全家居住了，不想搞特殊化，所以只申请两套。他认为国家困难，自己不应该忘记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为了个人享受而忘记国家。

他还经常主动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捐出来，帮助困难同志。

1953年，范铭是二机部局机关党委书记。当时有人提出应该取消个人企业津贴的15％。但二机部8个局中有7个局不同意取消。范铭认为自己工资比较高，主动提出取消个人企业津贴，即每月拿出30元，交机关“互助储蓄”，用于扶危济困。

1965年，国家建委组建，范铭是国家建委国防建设局局长。那时条件艰苦，许多同志家庭十分困难。按照国防局各部管理惯例，组织互助储蓄时，每月应该交30元互助金。范铭和两位副局长商量后认为，建委底子薄，困难户多，应该多交一些，两位副局长各交50元，范铭交100元，前后共交了880元。有一位同志的父亲到北京看病，建委互助最高限额30 元，不够治疗费。范铭先后两次帮助这位同志150元，让其父亲顺利治疗。这150元，在当时是数目不小的一笔钱。

在范铭的言传身教下，跟随他工作的同志，没有一人违反廉洁纪律。

1952年，“三反”运动中，两只大老虎刘青山、张子善因为贪污腐败被判处死刑。这件事深刻教育了全党。范铭认为，一个革命者不应该躺在功劳簿上，让自己和子女成为新的寄生虫。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一书中说：“财富金钱可以成为无后顾之忧、奋发创业的条件，也可以成为玩物丧志、骄奢淫逸的土壤。一个革命者要给子女以知识和才干，不能为他们积蓄丰厚的财产。我决心一生中不要存款达到大老虎的数字（1952年“三反”中贪污金额1 万元为大老虎）。优裕的生活，可以成为资本主义思想的土壤，和平演变的物质条件。”

为了使子孙后代继承光荣传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范铭在子女教育上要求极为严格认真，并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探索。

鉴于革命成功后一些人丧失共产党人的立场、不能廉洁自律的现实，又鉴于历史上许多功臣名将的后代不学无术、无所作为而是依仗前人的功劳权势为非作歹的往事，范铭认为决不能让子女成为新社会的寄生虫，而应当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此，他以身作则从最基本的生活环节开始教育子女，教育他们平等待人，尊重他人；从做家务开始教育他们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理念，教育他们言行一致诚实守信。

范铭的教育终于取得了优良效果。他的几个孩子都成长为人才，并且都是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舍得把子女送到艰苦的地方劳动锻炼，最能反映范铭的教育理念和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清正廉洁不搞特权的崇高风范。

1968年，范铭长子范通川响应号召到山西农村插队。范铭鼓励他好好劳动学习，鼓励他：“广阔农村好用武，贫下中农皆朋友。”范通川在父亲的教导下，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在农村入了党，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到天津大学。

二儿子范国庆参加北京市统一招工，在铅笔厂烧锅炉，当时只有16岁，却干着最重的活。有人嘲笑他说：“你小子怎么干这种活？这是四类分子干的活，将来连老婆也找不到。”范铭鼓励他，并亲自去现场看他工作，鼓励他别怕苦和累，要认真学习技术，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范国庆在父亲教导下，不断进步，不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且逐渐成长为厂里的领导干部。

三儿子范国强高中毕业后，本可以留在北京，但他却希望到农村做知青，在父母鼓励下去了昌平县农村插队。几年插队生活，他热心生产建设，还读了6本马列的书，成长为生产队长并入了党， 1978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北京工业大学。

1986年七一前夕，范铭被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当时他已经69岁，早已离休。他召集全家，共同签订一份家庭协议，人人签字，人手一份。内容如下：

永远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绝不以权谋私，不做损公肥私、假公济私的事情。不搞不正之风并敢于抵制，绝不做有损国格、人格和党的形象的事。遇事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遇到困难，抢在前头。努力学习，尽可能多多学些马列主义和各方面的知识。精通业务，对工作一丝不苟，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不说空话、套话。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绝不滥用职权。严守法纪，亲属中若有不法行为者，不包庇，不徇情。

他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关照过家乡的亲友，他的几个近亲晚辈都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当地生活着。离休后他不忘家乡， 1985年8月先后两次把自己的1200册藏书捐赠给大宁县图书馆。

范铭从第一次担任县委书记到离休，几十年漫长的革命生涯里，始终没有忘记入党的誓言，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凭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他用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公正无私、什么叫两袖清风。

2009年，范铭因病在北京逝世。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各种形式表示悼念，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刁筠寿这样评价范铭：“范铭同志在领导岗位45 年，他所领导的单位没有一个贪官，在历次运动中没有伤害一个好人。无私无畏，淡泊名利，这是他对人生的交代，也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交代，更是他一以贯之的革命作风和人格魅力。”

斯人虽去，精神犹存，如同一颗不落的星。在共产党人的漫天星斗中，他是一颗无私无畏、清正廉洁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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